当年担任西门子高管期间，曾今经历了一场关于德国制造盾构机开始在中国市场攻城略地的内部讨论，我的顶头上司反馈盾构机企业老大自信满满，大陆不可能复制反超对德国制造构成威胁。近20年后，当年大陆售价7亿的二手盾构机，被大陆企业干成了3千万，面对如此白菜价德国制造没有生存可能，柏林如何坚守开放自由贸易还能建设性有所作为吗？欧盟德国鼓噪系统竞争的反华鹰派们，政治上不会接受事实上的惨败，很难转过弯放弃坚守反华歇斯底里，下面分享的罕见理性判断，改变不了德国制造竞争不过大陆白菜价的现实，但是也许可以帮助双方冷静克制一下？
近日《Igp》与德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玛丽娜·鲁迪亚克（Marina Rudyak）的深度对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方对华政策的根本性错误——不愿相信中国公开宣布的发展蓝图。鲁迪亚克呼吁，德国必须抛弃非黑即白的非理性视角，在客观审视现实的基础上，通过保留对话管道与培养专业人才来务实管理双边关系。
《Igp》：如果您审视当前的德国对华辩论，究竟什么是阻碍我们理性、务实理解中国的最大误解？玛丽娜·鲁迪亚克：我其实并不认为存在某一个所谓的“最大误解”。我们对中国——顺便说一句，对俄罗斯也是如此——所犯下的根本性错误，是不愿意相信他们。或者更深层来说，我们根本没有认真去研究他们实际说了什么、写了什么。如果长期观察中国，你会发现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里，基本上都在严格执行其宣布的计划。无论是工业政策、科技创新、绿色技术，还是构建战略供应链，都是如此。以稀土为例。时任领导人早在1992年就曾说过：“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自那以后，在官方文件中就可以清晰看到一条极其连贯的战略脉络。中国高层在2017年明确提出了一个目标，即全球不能有任何一条核心产业链可以完全离开中国。此外，针对研发投入、电动汽车以及绿色技术的大规模投资，也早在多年的五年计划中屡屡出现。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我们要么没有阅读，要么就是不相信。而这恰恰是诸多误解的根源所在。
《Igp》：我们当时究竟不相信什么？玛丽娜·鲁迪亚克：不相信中国真的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五年计划中，其实有着非常具体的指标：提高研发支出、构建绿色经济、推动电动汽车以及数字化转型等。然而，许多西方人把这些仅仅看作是政治修辞，认为“不过是官样文章”。这种思维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假设：一个非西方模式的国家是不可能具备创新能力的，因此这些计划注定会失败。我记得大约10年前与一些德国企业高管对话。当时在中国，电动汽车将获得战略优先发展地位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然而，德国国内当时普遍坚信内燃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占据主导地位，因为“消费者需要内燃机”。当时，许多拥有中国经验的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中国人——看到德国企业这种评估时，都觉得不可思议。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这种错误估计让德国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因此，现在更值得思考的问题不是“中国为什么能做到”，而是“为什么我们当年不相信中国能做到”？这恐怕更能说明我们自身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活在自己的投射中，而不是面对真实的中国？
《Igp》：回看过去，人们对德国当年的对俄幻想谈论了很多。如今，我们是否面临着一种“反向中国幻想”的危险——即仅仅透过威胁和对抗的滤镜来看待中国？玛丽娜·鲁迪亚克：是的，我完全看到了这种危险。对于俄罗斯，我们其实早就清楚对方的底牌，只是我们相对清醒地选择扭过头去，装作一切安好。而在面对中国时，我们现在正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连看都不愿意仔细看一眼，因为我们心里已经认定中国只意味着威胁。我认为这同样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许多领域与中国依然保持着紧密的交织。如果中国明天停止供应永久磁铁，欧洲的众多生产线就会立刻停产。相关研究表明，在关键领域，我们需要大约10年的时间才能减少这种依赖。这10年的过渡期需要我们去积极规划。我们必须有效管理与中国的关系，而前提是必须理解中国。因此，我们当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最大程度地掌握信息。这意味着德国需要培养更多能够直接阅读中文源文件的人才，在政府各部委、议会和研究机构中建立更多的专业智库。中国大部分的核心关键信息都是公开可查的，但全是用中文写的。如果我们完全依赖现成的英文或西方翻译，就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别人的筛选逻辑和关注重点。中国官方的对外翻译自然展现的是其希望塑造的形象，而如果我们只读英文资料，则必然会被其他国家的政治优先级所牵引。如果我们坚信未来的世界是由美国和中国共同塑造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投入相应规模的资源去研究和理解双方。我们现在做到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Igp》：长期以来，德国一直在观察中国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今天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多地反思我们自身对中国的假设吗？玛丽娜·鲁迪亚克：这是必然的。长期以来，政治学界一直有一个假设，即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西方形式的转变，且非西方体系无法持续创新。这两点在中国都没有得到印证。或许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如何，反而暴露了我们自身模型的局限性。我们过去总是试图用自己的理论去解释中国，而不是去实地观察那里究竟在发生什么。事实上，我们应该像在实验室里一样：观察他们正在进行什么辩论、资金投向哪里、设定了什么重点，并由此得出结论，而不是总去评判中国是否符合我们的既定模型。西方中心主义在这里显然作祟了。我们把西方视为标准，并假设其他社会迟早也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但别人凭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孟凡辰博士2026年7月8日星期三于莱茵兰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