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公众号和流,作者:王言
本书第一章的结构与脉络
《日本问题》第一章以以下内容展开论述:
1)“箱根会议”、近代主义、作为“奇迹”的日本;
2)伦敦《经济学人》封面文章《值得惊讶的日本》与《日本东升》、大川一司与罗索夫斯基合著《日本的经济成长》及前史;
3)詹森编《日本的近代化问题》、洛克伍德编《日本经济近代化的百年》、特里编《日本近代化的困境》、赖肖尔的日本研究;
4)菲恩斯的《奇迹的人们》、迪莫克的《日本的技术官僚》、傅高义的《日本的新中间阶级》——1960年代的知识状况。
本章通过对箱根会议、媒体报导、外交官观察与学术研究的系统梳理,还原了1960年代欧美知识界如何建构“日本奇迹”这一认知范式的过程。
箱根会议:一场知识与权力的交汇
1960年8月29日至9月2日,在福特财团资助下,美国亚洲研究协会“近代日本研究会议”在箱根召开了一场预备会议。此时距离日本战败投降仅过去十五年,但日本已借助朝鲜战争特需红利,在1955年前后实现了经济全面复苏。欧洲尚在缓慢重建,日本却仿佛驶入了快车道。美国的财团与学界开始从“积极的角度”关注这一现象。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现代化”(近代化)的概念。美国著名日本研究专家赫尔(John W. Hall)在会上提出了衡量现代化的客观标准,包括城市化、识字率、人均收入、个人流动性、工业化、大众传媒、官僚制度及理性化等。这些标准强调了现代化的物质与技术层面,因此遭到了日本学者的质疑。丸山真男认为赫尔的客观量化标准忽视了个人的价值体系;川岛武宜批评会议将民主价值观排除在现代化分析框架之外,指出“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远山茂树则分析了日美现代化标准的差异,认为前者强调质的变化,后者强调量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化”在日文中更接近于中文的“现代化”语义,但带有“欧美化”的隐含意味。箱根会议上,日本学者将研究方向调整到“近代化”=“产业化”,接纳了美国财团与学者对日本的分析框架,相信日本进入了高度成长阶段。这次会议直接引发了战后日本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近代化论争”,而站在论争最前沿的,是肯尼迪总统新任命的美驻日大使、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
《经济学人》的敏锐:媒体如何先于学界发现苗头
本书高度评价了1960年代《经济学人》在捕捉日本经济趋势方面的敏锐。1960年代,该刊相继推出《值得惊讶的日本》与《日本东升》两篇封面文章,并非简单的新闻报导,而是具有前瞻性的趋势分析。媒体人往往能比学者更早地发现苗头、做出分析——在这一点上,《经济学人》做到了欧美及日本的经济杂志与学术刊物所未能做到的。
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学家大川一司与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亨利·罗索夫斯基合作,从经济发展角度对日本的经济成长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将日本现代经济增长的起点确定为19世纪80年代中期,从长时段视角审视了日本经济的“趋势加速”现象。这些研究为理解日本战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历史纵深。
外交官与学者:赖肖尔的双重角色
职业外交官是1960年代日本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赖肖尔的作用尤为令人瞩目。他既是一位学者——战后美国日本研究中“日本现代化论”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播者;也是一位外交家——1961年至1966年出任美国驻日大使。日本现代化论是联结他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关键节点,这一理论将日本视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样板。
赖肖尔把恢复美国与日本革新阵营、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作为对日外交的主要任务。他于1961至1966年任驻日大使期间,竭力宣扬现代化理论,挑起了与日本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论争”。虽然不能立即改变日本的思想潮流,但与他在论争中结盟的现实主义舆论精英逐渐占据了日本社会思潮的主流。他还展开了与日本反对党、工会、知识分子及学生的交流,在美国与日本反对派之间营造出“对话”氛围,在一定程度上软化了日本国民中的反美情绪。
多维度研究:企业家、技术官僚与新中间阶级
1960年代欧美学者的研究呈现出多维度的特点。菲恩斯的《奇迹的人们》聚焦于出光佐三、土光敏夫、本田宗一郎、松下幸之助等企业家,探讨了日本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的独特作用与日本特点。迪莫克的《日本的技术官僚》则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研究日本技术官僚的特点及其在推行经济政策时与企业家的关系。傅高义的《日本的新中间阶级》是当代日本民族志研究的奠基之作,他于1958年至1960年在东京市郊的M町展开田野研究,细致描绘了日本工薪职员及其家庭的生活,刻画了1960年代日本的社会经济转型。
研究历史,尤其是比较中日两国儒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按说中国有更为坚实的基础,可惜相关成果基本在1960年代被欧美学者的垄断了,便是日本本土的研究也处于单薄的境地。
余论:冷静的旁观与长久的启示
在日本经济刚刚开始走向长达数十年高速增长轨道的时候,学者、外交官、媒体及时对日本的发展提出了预测,做了冷静的分析。1960年至1970年间,日本工业生产年均增速达到惊人的16%,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达11.3%。箱根会议上给出的结论是:日本政治在近代化过程中处于“优等地位”,主导了近代化的方向与推进过程——这被视为日本经济“奇迹”的主要动因。
本章的价值在于,它不仅呈现了欧美如何看日本,更让我们反思“我们如何看世界”。当“奇迹”成为常识,真正值得回味的,恰是在奇迹尚未命名之时,那些观察家们如何拆解谜题、建立范式。这对于身处大变局中的我们而言,无疑是一面极好的他者之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