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畅游网络时，往往会把数据想象成在空中自由飘荡、环绕全球的无形电波。然而现实要沉重得多，也具政治色彩得多。跨越大洋的绝大多数互联网流量，实际上都是通过海底光缆传输的。这些海底光缆构成了全球通信不可或缺的物理基础设施，连接着各个大洲与国家。但光缆仅仅是个开始。先进半导体、云计算系统、数据中心以及电信网络，同样代表着潜在的依赖节点——它们构成了21世纪全新的“咽喉要道”（chokepoints）。
“咽喉要道”原本是传统地缘政治学中的概念，指关键流转要素（如物资、能源等）必须通过的狭窄海峡或物理走廊。它是一个核心节点，一旦被关闭或控制，依赖它的整个系统都将受到钳制。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包括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时至今日，谁掌握了这些通道的通行权，谁就能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在数字领域，一种类似的逻辑也已然显现：存在着诸多基础设施——例如光缆、芯片、网络和平台——它们过度集中于少数节点，从而形成了类似于传统海上要道的结构性脆弱点。两者关键的区别在于：物理咽喉看得见、摸得着，能在地图上精准定位；而数字咽喉却往往散落在难以绘制全貌的生产链或合同链中，也正因如此，它们更难被有效治理。
数字丝绸之路：连接性的全新维度
2013年，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BRI），这是一项涵盖港口、铁路、输气管道等物理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计划，旨在将北京与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市场连接起来，以强化中国的贸易纽带、降低物流成本，并巩固中国在全球主要贸易路线上的地缘政治影响力。2015年，“数字丝绸之路”（Digital Silk Road, DSR）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它并非物理层面“一带一路”的替代品，而是与其并行的一种全新连接维度，由海底光缆、5G网络、数据中心、云服务及其他数字基础设施共同构建。
这种区分至关重要。数字丝绸之路并没有取代铁路和港口，而是为互联互通增添了新的维度。对于接收这些技术的国家而言，它们能够加速数字化转型，创造新的经济机遇。以埃塞俄比亚为例，在2020年至2024年间，数字领域的投资使其互联网普及率提升了19%，推动了数字创业的发展，并直接创造了超过2.4万个就业岗位。然而，这些基础设施也可能孕育出新型的依赖关系：当一套网络、服务或技术高度绑定于某一家特定供应商时，日后若出于经济、地缘政治或安全等原因想要对其进行更换，可能会付出高昂的成本，在技术上也极其复杂。正是在这一点上，数字连接性演变成了一个战略性议题。
从连接到依赖
在数字领域，依赖的形式比传统地缘政治更加多样，也更难以察觉。对单一芯片供应商、单一云平台或单一网络技术的选择，都可能催生依赖。当一项核心资源高度依赖单一供应商，且缺乏现成的替代方案时，一个国家就会陷入脆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供应商决定中断服务、限制访问或变更使用条件，依赖该资源的国家将很难快速完成替换。以更换5G网络供应商为例，这绝非仅仅购买新设备那么简单，它可能需要拆除已铺设的基础设施，投入巨额新资金，并面临漫长的部署周期。因此，一种最初看起来性价比极高的依赖，恰恰可能在危机爆发时变得极难摆脱且代价高昂。
正因如此，“韧性”（resilience）的概念开始发挥作用。韧性并不意味着消除所有依赖——这在全球化经济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是要防止单点中断导致整个系统陷入瘫痪。欧洲在俄罗斯天然气问题上的经历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2022年之前，俄罗斯占欧盟天然气进口量的45%左右。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加速推进能源供应多元化，大幅增加了对液化天然气（LNG）、其他供应商以及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到了2023年，俄罗斯天然气的份额已骤降至15%。
这一教训同样适用于数字领域。更紧密的网络连接并不必然带来更有韧性的网络：如果许多核心要素都依赖于同一个供应商或同一项技术，那么针对该供应商的任何风波都可能波及整个网络。例如，若一个国家在其大部分关键网络中都采用了单一供应商的设备，一旦出现问题，进行更换将消耗大量的时间和资金。相反，拥有多家供应商和多种可选技术，就能在无需重建整个网络的前提下，更加轻松地替换掉局部组件。因此，选择由谁来提供光缆、网络设备、芯片或云服务，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决定，它更关乎于：当其中某家供应商不再可用时，网络能否依然保持平稳运转。
5G：依赖关系的隐性成本
如果说数字世界中的依赖源于基础设施难以被替代，那么5G技术则直观地展现了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5G是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与4G相比，它拥有更高的速率，能同时承载更多的连接数，并大幅降低了时延（即数据传输所需的时间）。因此，它不仅被视为智能手机的关键技术，更是自动化工厂、联网汽车及其他高级数字服务的重要基石。
要理解其中的依赖问题，必须从5G出现前已建成的网络讲起。在许多情况下，早期5G网络的部署都沿用了部分现有的4G基础设施。在向5G过渡的初期，最常见的架构之一就是非独立组网模式（NSA），在这种模式下，5G的某些功能依然需要依托4G网络构件。这意味着，运营商如果想要更换供应商，就无法简单地“去旧迎新”，而是必须仔细评估哪些设备可以保留、哪些必须拆除，并在此期间确保通信服务不中断。
在此背景下，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案例尤为值得关注。华为在多个新兴市场拥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以非洲为例，截至2020年，该大洲约70%的4G网络均由华为铺设。问题不仅停留在建设阶段：在许多情况下，华为还一并提供了网络的管理与运维系统。这意味着当地运营商不仅在物理设备上依赖华为，在软件、系统更新和技术支持上也对其高度形成依赖。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国家都会自动陷入严重的依赖危机，但它表明：当很大一部分基础设施都是基于单一供应商的方案构建和运营时，后续想要将其替换，难度将会呈指数级上升。
这便引出了“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的概念，即更换供应商所产生的费用。一个系统对已安装设备的依赖越深，更换它们的代价就越昂贵。欧洲审计院估计，拆除并替换欧洲网络中已铺设的中国设备，成本可能高达约30亿欧元；而审计院引用的另一项研究指出，如果对某家大型5G基础设施供应商施加限制，未来十年内可能会产生高达240亿欧元的额外成本。这些高昂的费用表明，供应商的选择早已超出了经济效率或即时技术需求的范畴，它甚至会影响到政府未来调整自身战略的能力。事实上，一旦某项技术被深度集成到网络之中，将其替换就需要倾注巨额的财政资源和漫长的时间。因此，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初期做出的决策，可能会塑造出长期的技术依赖，并在长远维度上压缩公共政策的选择余地。
因此，这绝非单纯的经济账。如果一个国家认为在其关键基础设施中引入特定供应商风险过高，它就必须具备在不影响网络正常运转的前提下替换既有设备的能力。德国就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2024年，德国政府与各电信运营商达成协议，决定在2026年底前从5G核心网中逐步淘汰华为和中兴的部件，并在2029年前将其从网络的其他组成部分中彻底移除。这一长达数年的过渡期充分说明，想要快速改造一项已经建成的基础设施是何等艰难。
这正是技术选择转化为战略议题的关键所在。对于欧盟而言，核心问题不再仅仅是哪家企业能提供最好或最便宜的技术，而是评估未来替换它会有多难。2023年，欧盟委员会对长期依赖高风险供应商的潜在风险表达了担忧，并认定华为和中兴所带来的风险明显高于其他5G供应商。
5G的案例由此将“连接性、依赖性与韧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化了：在短期内，以更快的速度或更低的成本构建基础设施或许大有裨益，但对单一供应商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在未来爆发地缘政治、贸易或安全危机时，让人陷入难以抽身换人的困境。
人工智能：从基础设施到话语权
5G的例子展示了对少数供应商的依赖如何将数字网络转化为脆弱点。而在人工智能领域，这一问题变得愈发复杂。因为AI并不依赖单一的基础设施，而是依托于一条漫长的产业链：它需要芯片、数据中心、能源、网络、光缆以及海量的数据。这条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演变成潜在的“咽喉要道”。
大型语言模型——例如OpenAI的ChatGPT或百度的大模型——都是在极其庞大的文本和数据流上训练出来的系统。为了训练它们，需要成千上万个被称为GPU（图形处理器）的专用处理器：这种芯片能够同时执行数十亿次的并行计算。此外，还需要大型数据中心来承载它们，需要工业级的电网为其供电，以及高容量的电信网络将计算结果分发至全球。AI对这条复杂产业链的深度依赖，使得那些生产或访问权限高度集中在少数参与者手中的节点变得异常敏感。
半导体产业的现状清晰地揭示了这些关键节点的位置。最先进芯片的生产高度集中在产业链的少数环节：总部位于台湾的台积电（TSMC）是全球最先进半导体的核心制造商，而在制造这些芯片时，必须使用极紫外光刻机（即EUV技术），这类设备几乎完全由荷兰阿斯麦公司（ASML）独家供应。没有这些光刻机，就无法生产最新一代的芯片；而没有这些芯片，就无法训练出最前沿的AI模型。美国在2022年推出并在2023年进一步扩大的出口管制措施，其核心意图正是为了限制中国获取这一关键产业链的资源，其明确动机是延缓中国在军事能力和先进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在美国的压力下，荷兰也逐步收紧了ASML光刻机对华出口的许可。
对AI的依赖，因而将讨论从单纯的技术层面推向了地缘政治的高台。掌控数字基础设施核心节点（无论是芯片、数据中心、云平台还是光缆）的实体，或许并不直接控制在其间流动的信息内容，却切实掌握着塑造、影响这些技术开发、部署乃至关停条件的实权。从这个角度来看，“数字丝绸之路”可以被解读为中国削弱此类脆弱性的一种尝试：它不仅关乎于建设新的数字基础设施，更关乎于实现依赖关系的多元化，以防止关键节点过度集中于外部第三方手中。
通过多元化与合作塑造韧性
从5G到人工智能的发展轨迹表明，问题的核心不仅在于采用何种技术，更在于一个系统对单一供应商、单一国家或单一网络节点的依赖程度有多深。对于欧洲而言，这种认知日益转化为通过“多元化”来寻求韧性的努力：并非切断与中国的经济往来，而是减少那些被认为风险过高的依赖，并在战略性领域培育替代方案。欧洲所倡导的“去风险，而非脱钩”（de-risking, not decoupling）方针，正是这种逻辑的体现。
中国的视角有所不同，但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互补。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北京持续推动构建更加广泛和多元的互联互通网络，将陆路、海路和数字基础设施融为一体，并深化在技术标准与科技领域的合作。“数字丝绸之路”将这一逻辑延伸至信息领域，涵盖电信、数据中心、云计算及其他数字基础设施——其核心目标如出一辙：降低对少数由第三方（尤其是美国）控制的节点的依赖集中度，打造更加难以被外部切断或制约的替代网络。在这种视角下，多元化不仅意味着拥有更多的供应商，更意味着创造更多的连接通道与合作可能。
这两种视角并非不可调和。欧洲希望保持自身的选择自主性，避免陷入新型结构性依赖；中国则希望建设更加稳定、互联和一体化的网络，使其免受外部决策的干扰。这种在“降低脆弱性”上的共同诉求，为双方在数字基础设施、技术标准、网络安全、新型运输路线开发以及能源转型等领域开辟了具体的合作空间。其挑战在于找到恰当的合作形式，既能维持连接管道的开放，又不会将其转化为不对称的依赖——即避免任何一方陷入相对于另一方的结构性劣势之中。
新时代的丝绸之路，早已不再只是一条单线条的道路。它是一张由港口、铁路、海运与北极航线、管道、光缆、半导体、数据和算法交织而成的庞大网络。真正意义上的韧性，不在于掌控所有的节点，而在于确保其中任何一个节点的瘫痪都不至于轰然压塌整个网络。对于欧洲和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多元化不仅可以成为竞争的手段，亦能成为构建更加稳定、持久合作关系的基石。
作者简介
Luigi Capoani）：经济学家，Università Ca' Foscari di Venezia国际经济学副教授，欧洲青年智库（EYTT）主席。
Kebing Xu：欧洲青年智库（EYTT）分析师，主攻中欧关系、欧洲发展及中国市场分析。